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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天子为大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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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:本文为作者的君臣关系系列研究之三,之一的《“圣相”李沆》已刊于《文史》第52辑,之二的《“平世之良相”王旦》已刊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《转变与定型: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》。包括本文在内,以上文章的日文版,均收录于《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》(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)。另外,本文亦为2004年“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提交论文,又收录于《澶渊之盟新论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年)。引言俗语说: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”就是说,改变一个人的性格,甚至比改朝换代还难。这种与生俱来,又被后天所塑造的性格,有时候,可以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寇准的一生,有过富贵荣华,权势鼎盛,位极人臣,有过贬黜流放,落至谷底,匹夫弗如。跌宕坎坷,大起大落。这一切,绝大部分原因,是由其性格所致。作为士大夫,寇准留下的文字并不多。比较集中的,是《寇忠愍公诗集》三卷。[1]读其诗,观其行,我觉得他本是一个诗人,实在应当加入魏晋时代“竹林七贤”的行列,或者是应当与李白、杜甫为伍。不幸的是,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宋代,昔日那放浪山水,高隐林泉已渐成微音绝响。士大夫们奔竞于仕途,读书做官,成为读书人的必由之路。寇准为潮流所裹携,其身由己也好,不由己也好,总之是别无选择。然而,其生也幸,遭逢的是一个政治全面开放的时代,士大夫势力全面崛起的时代。由穷而达,这个时代,已使士大夫们不满足于“独善其身”式的“修身齐家”,而是把视野投向“兼济天下”,欲舒展压抑已久的“治国平天下”之志。而时代也给予了宋代士大夫得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。欣逢其时,使寇准顺利地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端,在君臣之间,展开了一番诗人以外的作为。寇准其人,尽管在仕途上几起几落,屡经波折,但在党争剧烈的宋代,却非议不多。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,也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。寇准的政治活动,横跨太宗、真宗两朝。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,真宗作为第一个正常继统的君主,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。而寇准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活动,在新旧交替时期,对皇帝权力的走向以及中央政治的定型,都有一定的影响。并且,寇准个人的屡贬屡起,终不见弃的政治生涯,也反映了饶有意味的君臣关系。虑及从这个角度切入,研究寇准的还不多,因此,本文在考察寇准的性格对其政治行为影响的同时,主要意在考察其政治行为在君臣关系规范方面的意义。一“十九中高第,弱冠司国章。”[2]太平兴国五年(980),寇准登进士第,是年十九岁。这个年龄在有宋一代进士中,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[3]尽管宋太宗取士,习惯于“临轩顾问”,[4]但这时的寇准似乎并未引起太宗的特别重视。而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四记载的“太宗幸魏也,公年十六,以父陷蕃,上书行在,辞色激昂,举止无畏。上壮之,命有司记姓名。后二年,进士及第,浸以贵显”[5],似亦近乎不实之传闻。寇准进士及第后,就被授官大理评事,派往遥远的归州巴东县任知县。在知县任上,一干就是五年,才被调任大名府成安知县。[6]在两处知县任内,寇准颇有治绩。“其治一以恩信。每期会赋役,未尝出符移,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,而百姓争赴之,无稽违者。”[7]此后,“三迁殿中丞,调兵食于西夏。还,差通判郓州。得召见,称旨。遂给札试禁中,授右正言[8],分直东观。中谢日,赐绯袍银鱼。罢汶上之命,充三司度支推官,俄转盐铁蠲司判官公事。会诏百官陈边事,准极疏利病,天子器之。擢署尚书虞部郎中,充枢密直学士,赐金紫,判吏部东铨。”[9]此时,才真正是太宗与寇准君臣际会的开始。但在此之前,君臣之间似乎已有接触。有一条较为隐密的史料,为各种史籍所不载,仅见于《长编》卷三三淳化三年十一月丙辰条的注中。在这条注中,李焘引用北宋张商英撰写的《寇准传》云:“寇准通判郓州,得旨召见。太宗谓曰:知卿有深谋远虑,试与朕决一事,令中外不惊动。此事已与大臣议之矣。准请示其事。太宗曰:东宫所为不法事,他日必有桀、纣之行。欲废之,则宫中亦自有兵甲,恐因而招乱。准曰: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,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。陛下搜其宫中,果有不法之器,俟还而示之,隔下左右,勿令入,而废之,一黄门力尔。太宗以为然。”李焘有些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,故仅录于注中。但李焘的《长编》注文,还有另一种情况。即出于某种考虑,不便记入正文的史实,有时也以注的形式写出。比如,堪称千古之谜的“烛影斧声”事件。李焘把这条他认为“诬谤特甚”的有关寇准的史料放在注中,大概是有自己的考虑的。而我则有几分相信这条史料的真实性。因为比较符合太宗其人的性格特征。在太宗后期,立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。后党、阉党及朝中各种势力之间颇有明争暗斗。原拟立为太子的太宗长子元佐就被太宗废掉。而这条史料涉及的次子元僖,原来也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,但到后来,也失宠于太宗,死时诏罢册礼,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,左右的人也被下狱。这些都是见于《长编》正文的史实,可与张商英所记相参证。同时,这条史料也与前引寇准神道碑“差通判郓州,得召见,称旨”的记载相印证。至于太宗为什么特地招来寇准,大概是太宗觉得有兵变之虞,还是找一个局外人商量为妥。如果真是如此,那么,太宗无疑对寇准早已有所了解。以前,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宗与寇准之间那超乎寻常的关系。屡屡委以重任,最后又密询立储之事。看来似乎都可以从这件事上找出渊源。对“准极疏利病,天子器之”这件事,《长编》卷三十端拱二年七月己卯条具体记载:初,左正言、直史馆下邗寇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。上器之,谓宰相曰:“朕欲擢用准,当授何官?”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。上曰:“此官岂所以待准者?”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。上沈思良久,曰:“且使为此官可也。”西汶艺术网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,在君臣际会之始,太宗就对寇准极为赏识。当然,这种赏识,与寇准入仕后的政绩也不是不无关系的。从这一记载还可以看出,在官员任用时,太宗虽然征求宰相的意见,但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。这也是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的强权政治的一个特征。“赴义忘白刃,奋节凌秋霜”。[10]寇准性格耿直,颇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。遇有不满,则是如骨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他自己的这种性格,自己也很清楚。用他自己写下的诗来说,就是“孤立敢言逾素分”。[11]君主强权,臣子倔强,一起共政,冲突势在不免。寇准“尝奏事殿中,语不合,帝怒起,准辄引帝衣,令帝复坐,事决乃退”。[12]犯颜直谏,在历代史籍中屡屡可见,但到了动手拉住皇帝的衣服,强令皇帝坐下来听其意见的程度,似乎还不多见。一向强权的太宗恐怕也是初次遇见这样的臣子,怒不得恼不得。后来不管是想通了,还是故作虚怀纳谏的姿态,“上嘉叹曰:‘此真宰相也。’又语左右曰:‘朕得寇准,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(魏征)也。’”[13]这也是一心想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无奈。淳化二年,“岁大旱,天子以为忧,尝辇过馆中,泛以问。众皆曰,水旱天数也,尧舜所毋奈何。准独曰:‘朝廷刑罚偏颇,凡天旱为是发耳。’上怒起,入禁中。顷之,召准问所以偏颇状。准曰:‘愿召两府至前,臣即言之。’有诏召两府入。准乃言曰:‘某子甲作赃若干,少尔,罪乃至死。参政王沔,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,顾得不死,毋罪,非偏如何?’上顾问沔。沔顿首谢。即皆罢去。”[14]最初,太宗之所以发怒,是因为寇准说“朝廷刑罚偏颇”而遭天谴。这样说,无异于指责太宗为政不明。同样是神道设教,借天威来压君威是人臣的惯用手段。在这里,实际上寇准挑战的对象是同太宗一体的执政集团成员。他所揭发的王沔,据记载,当时“赵普出守西洛,吕蒙正以宽简自任,王沔怙恩招权,政事多决于沔”。[澳门皇冠金沙网站,15]因此,寇准这样做,不惟冒犯主威,而且还冒犯当政权贵。冒双重风险,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。然而,政治有时往往就像是赌博,孤注一掷,背水一战,死而后生。果然,对寇准的行为,“上大喜,以准为可用。遂骤进”。[16]这次“骤进”,《宋史》寇准本传记为“即拜准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,改同知院事”。从此,寇准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执政决策中枢,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从此开始。西汶艺术网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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