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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澳门皇冠金沙网站】左右天子为大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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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禧元年,王旦薨于相位。寇准与王旦之间的恩恩怨怨,都随王旦的去世而烟消云散。寇准以使相出掌外藩,地位已高于一般的执政。因此,其能否再度成为宰相,已不需要谁来特别推荐了,而是要取决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结果。而处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准,虽然吟诗作文,声称习老庄隐林泉,但实际上一刻也没忘重返朝廷,再执政柄。他在判永兴军期间,正如自己在诗中所吟:“终年深隐养天机”,[85]一直在等待机会。寇准在永兴军等待了整整四年,到天禧三年,终于机会来临了。这是一个人造的机会。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,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。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真宗,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。关于这次天书出笼的经纬,《长编》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有明确记载: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,权任尤盛,附会者颇众,往往言事获从。……性识凡近,酷信妖妄。有朱能者,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,性凶狡,遂赂其亲信得见,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。怀政大惑,援引能至御药使,领阶州刺史。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,托神灵言国家休咎,或臧否大臣。时寇准镇永兴,能为巡检,赖准旧望,欲实其事。准性刚强好胜,喜其附己,故多依违之。是月,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。寇准上奏天书始末,史籍颇有聚讼。《宋史·寇准传》载:“天禧元年,改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。上以问王旦,旦曰:‘始不信天书者准也。今天书降颁,命准上之。’准从,上其书。”以前,我研究王旦时,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。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,似不至如此行事。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,其惑始解。其云:“刘攽作《寇准传》云,朱能献天书,上以问王旦,旦曰:‘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。今天书降准,所当令准上之,则百姓将大服。’乃使周怀政谕准。准始不肯。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,曙固要准,准乃从之。按,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,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。攽误甚矣。或钦若实为此,非旦也。”[86]由此可知,《宋史·寇准传》源自刘攽所撰,其时已将时间弄错,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。据李焘推测,其人可能是王钦若。这种推测不无道理。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,为天书的始作俑者。此人又与寇准不和,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,故意让寇准奏上,以此来羞辱寇准,让寇准难堪。而对于寇准来说,则有自己的打算。他没有拒绝奏天书,或许如刘攽所记,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。但从根本上说,他也不想拒绝此事,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,重新获宠于真宗,与真宗达成新的统一战线,从而再次成为宰相,入主中书。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,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。早在天禧元年,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:“部内民稼,蝗伤之后,茎叶再茂,蝗多抱草死。”[87]或许有个别一两处这样的现象,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。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,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。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,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。因而,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。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。而这次又冒出一份天书来,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。我想,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,没有周围人的劝说,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,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。不过,“趋时事已非”,[88]天禧已非大中祥符,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,封泰山,祀汾阴,搞得劳民伤财,人心已倦。所以,这次天书一降,“中外咸识其诈,上独不疑”。[89]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,与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场,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一个举足重轻的筹码。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,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。“钦若恩遇浸衰”。[90]当此之时,寇准一上天书,果然奏效。十来天后,即被召赴阙。[91]这次寇准进京,可不是像他罢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,而是将要委以重任。果然,到了六月份,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,后脚任命寇准为相,前后相隔不到四天。五天禧三年,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,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。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,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,更大的悲剧。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,直至人生的谷底,凄凄惨惨,远流他乡,成为孤魂野鬼,大起大落的一生,以悲剧落下帷幕。这一切,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。寇准此次入相,已届真宗末期,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,几近于混乱状态。帝政、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,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形势异常复杂。此时搅进去,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,悲剧便已注定。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。其实,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,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,作了劝告。史载:“寇准自永兴来朝,准将发,其门生有劝准者曰:‘公若至河阳,称疾坚求外补,此为上策: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,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,斯为次也;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。’准不怿,揖而起。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,盖自取之也。”[92]这里,谋士为寇准设计了三种方案,上、中、下三策,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,要求做地方官,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。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,做个系铃解铃人,从道义上保全晚节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。结果,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。所以,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。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,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。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,只要不刚愎自用,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,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,甚至可以挽回一些行为上的失误。前面说过,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,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。早在“澶渊之盟”以前,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。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。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,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,保全晚节而言。上次寇准未纳忠言,尚能称赞谋士有“深识远虑”。这次寇准不受忠告,居然怒气冲冲。其刚愎自用的程度,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:“今观所为,似更甚于畴昔。”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,利令智昏,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,而本人则毫无意识。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,人发明了工具,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,即所谓人性的异化。在寇准的思维中,直到生命的终点,只有这一条路可走,此外别无选择。当然,寇准的再度出山,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,从积极的角度看,似乎可以说还有一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。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,再夺相印。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,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。本来,对寇准来说,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。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,将寇准扳倒。后来两人势同水火,在朝廷你来我走,互相回避。以前,寇准罢枢密使,王钦若接任,本当一同拜谢真宗。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,以避免见到寇准。[93]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,王钦若已被打发走,远离朝廷,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。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,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。当然,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,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。寇准作为政治家,却素无知人之明,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,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,则每每形于颜色。丁谓其人,的确有才干。少时曾以文谒著名文人王禹偁,“禹偁大惊重之,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,二百年始有此作”。[94]入仕后曾出任三司使,作《景德会计录》,亦颇见理财之绩。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,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。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,而不为李沆所重用。《宋史》卷二八二《李沆传》载:“寇准与丁谓善,屡以谓才荐于沆,不用。准问之,沆曰:‘顾其为人,可使之在人上乎?’准曰:‘如谓者,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?’沆笑曰:‘他日后悔,当思吾言也。’准后为谓所倾,始伏沆言。”古来向有相人之术,尤盛于魏晋之间。即由人的骨相、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。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,没有道理。正史野乘的记载,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。对某个人,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,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,而经后来所证实,居然每每若合符契。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,但《宋史》却的确记载“钱若水有人伦鉴”,[95]一见王旦,就惊其有宰相器。后来,王旦果然在真宗朝为相达十二年之久。可见无论魏晋,于宋亦流行此术。李沆与寇准一席话,看似轻松,实际上说得相当沉重。而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,丁谓已被公论冠以“五鬼”之一的恶名。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。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,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。寇准当年欣赏丁谓,与之关系不错,本可以在同一个执政集团中和衷共事。不过,寇准却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辈。以丁谓之言行处事,很快为寇准所看不惯。而以寇准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饰其不满。丁谓倒是在共事之初对寇准恭敬有加,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。史载:“谓在中书事准甚谨。尝会食,羹污准须。谓起,徐拂之。准笑曰:‘参政,国之大臣,乃为官长拂须耶?’谓甚愧之。由是,倾诬始萌矣。”[96]同样记载此事的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四《丞相莱国寇忠愍公》说寇准“恃正直而不虞佞巧”。寇准如此羞辱丁谓,确实会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。可以想像,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,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。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一个过程。经过了一定过程,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,就会爆发,这是势所必然。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。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三年,真宗患上中风,不仅说话不利落,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。因此,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,“政事多中宫所决”,[97]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,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。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,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。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,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。当年,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,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。史载:“真宗将立刘氏,莱公(寇准)及王旦、向敏中皆谏,以为出于侧微不可。”[98]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。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,寇准又做了件蠢事。“刘氏宗人横于蜀,夺民盐井。上以皇后故,欲赦其罪”。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。结果,“重失皇后意”,[99]深深地得罪了刘氏。本来就有龃龉,现在又如雪上加霜。新仇旧恨,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。说寇准做蠢事,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,从道德上说,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。但政治斗争并不以道德人格论是非,而是以成败论英雄。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处。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,尽管刘氏权势增大,但毕竟处于宫内,在发号施令上,则不如宰相有力。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,宰相主政,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。在皇帝与宰相之间,很少有尖锐对立。因此,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,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,至少可相抗衡。但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。首相向敏中于天禧四年三月薨于相位。[100]向敏中当是寇准重要的同盟,寇准的再入相,因为并不是真宗一个人能完全做主的事,至少是得到过宰相向敏中的首肯,甚至是推荐。而向敏中的去世,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一方。从寇准入相到罢相整整一年期间,朝廷执政大臣状况如下表(据《宋史·宰辅表》制作):[img]uploadpic/20095/20095725793687.jpg[/img]对上表中的执政大臣,我们姑且以对寇准的态度为标准,略作分析。向敏中,如上所述,当属拥寇派。曹利用,早在“澶渊之盟”时,寇准就与其有过从。不过,对曹利用来说,那是并不愉快的过从。“澶渊之盟”时,曹利用作为和谈使者出使契丹军中,当时为宰相的寇准曾威胁曹利用,说如果应允岁币数超过三十万就杀了他,吓得“利用股栗”。就是这个曹利用,十年后寇准再入朝廷任枢密使时,居然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,与寇准共事。不过,寇准一直瞧不起这一介武夫。史载:“准为枢密使,曹利用副之。准素轻利用,议事有不合者,辄曰:‘君一夫尔,岂解此国家大体耶?’利用由是衔之。”[101]所以说,曹利用对寇准积怨颇深,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将。李迪,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三说:“李迪与准同在中书,事之甚谨。”而且,在当初真宗立刘氏为皇后时,同寇准一样是个反对派。史载:“初,上将立章献后,迪屡上疏谏,以章献起于寒微,不可母天下。章献深衔之。”[102]由于这个因素,李迪当可以列入寇准阵营。丁谓,自不待言,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帅。任中正,“素与丁谓善,谓且贬,左右莫敢言,中正独救谓,降太子宾客、知郓州”。[103]由于有这一层关系,任中正当属于寇准反对派。周起,与寇准过从甚密。“起素善寇准。准且贬,起亦罢为户部郎中、知青州”。周起“尝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,既而客多引去,独起与寇准尽醉,夜漏上乃归”。[104]因此,周起当为拥寇派。曹玮,明确被丁谓指为寇准党。“宰相丁谓逐寇准,恶玮不附己,指为准党”。[105]归纳上述分析,寇准阵营:向敏中、李迪、周起、曹玮;丁谓阵营:曹利用、任中正。此外,代掌王言的翰林学士杨亿与钱惟演,分别属于寇准阵营和丁谓阵营。从表面的力量对比看,似乎两个阵营彼此彼此,难分轩轾。但寇准阵营在向敏中死后则势力大失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,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。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,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。史载:“翰林学士钱惟演,见谓权盛,附离之,与讲姻好。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。时上不豫,艰于语言,政事多中宫所决。谓等交通诡秘,其党日固。”[106]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。在相权与皇权的平衡上,向敏中死后,由于真宗病重,刘氏势力日增,明显失衡。由于缺少制衡刘氏的力量,又由于寇准阵营往日与刘氏的纠葛,使刘氏自然倾向了丁谓一方。因此,寇准阵营决计建立新的皇权与相权的联盟,以期达到新的平衡。页码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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